安史之luàn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不可思議

來自:熱點網  |  2017年02月07日

        1月9號消息,安史之luàn,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發生的一場政治叛luàn,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造成唐代藩鎮割據。由于發起叛唐者乃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bào發于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luàn。安史之luàn歷時七年零三個月,雖然luàn事zuì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luàn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對中國后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系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但有人說安史之luàn竟是一場世界大戰!究竟是真是假,趕快跟小編往下看!

        按照國內教科書的解釋,世界大戰是指對立的國家集tuán之間進行的全球性戰爭。嚴格意義上的全球性戰爭當然只有在工業化時代才有可能。在前近代,受制于交通和信息技術,各大文明之間的聯系相對薄弱,很難出現“全球性戰爭”。但這并不妨礙相鄰文明之間的戰爭引起的全球性連鎖反應。

        在這一意義上,本屬于中國內戰的安史之luàn,因為參戰各方的復雜性而引起的一系列多米諾骨pái式的連鎖反應,導致當時亞歐大陸的主要強國以及一大批中小國家均陷入戰爭,堪稱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世界大戰。

        陣容都是具有“國際化”sè彩的“多國部隊”

安史之luàn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不可思議

        安祿山是胡人(伊朗系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兒,史思明則是營州突厥人,據史書載,兩人都“通六蕃語”,亦即通曉六種民族(國家)語言。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書中推測,六蕃語可能包括粟特語、波斯語、突厥語、契丹語、奚語、回鶻語。當然也有可能包括室韋語、H語、高麗語、吐蕃語、黨項語,但不論如何,安史兩位語言天才的存在必然導致大量的多民族人士進入他們執掌的政府機構工作,其部將士卒所具有的濃厚“國際化”sè彩亦不足為怪。

        《資治通鑒》載:“(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于范陽。”

        可見安史叛軍的主力并非漢人,而是同羅(突厥旁支)、奚、契丹、室韋等蕃兵蕃將,安祿山的親兵“曳落河”就是全部由蕃兵蕃將組成的,奚族酋長阿篤孤、阿布離均在叛軍中負責統率本部兵馬,稱之為“多國部隊”毫不為過。安史叛軍中的眾多“外國”將領后來以歸降唐朝廷的方式在黃河以北地區擔任節度使,例如安祿山的養子、后為成德節度使的李寶臣是奚人,李寶臣的部將王武俊是契丹人、王庭湊是回鶻人,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是胡人(粟特人),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李正己是高麗人,易定節度使張孝忠、魏博節度使史憲誠也是奚人,等等。他們執政期間必然任用同族人為部屬,成為這一地區的統治階層,其社會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中指出的唐代后期河北地區社會“胡化”現象,源頭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大唐帝國的官方正規軍也是“多國部隊”。哥舒翰、仆固懷恩、渾{是突厥人,高仙芝、王思禮是高麗人,李光弼是契丹人,白孝德是龜茲人,李懷光是H人,李抱玉是世居河西的胡人(粟特人),等等。多民族融合是當時的社會趨勢,情況跟安史叛軍差不多。唐朝更是直接向回鶻帝國求援以平叛,平叛戰爭具有多國人士參與的“國際化”sè彩。

        安史之luàn后中國的影響力徹底退出中亞地區

安史之luàn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不可思議

        為了遏制突厥和吐蕃的威脅,唐朝前期大體上是采取積極經營西域的政策。安史之luàn前夕,唐朝基本在西域站穩了腳跟,建立了以安西四鎮——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以及安西都護府(駐龜茲鎮)為核心的西域統治體系。公元751年7月,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先后征服了大小勃律及車師等國,儼然成為中亞地區的霸主,進而又以“無藩臣禮”為借口進攻帕米爾高原以西的石國,石國貴族向西逃竄,并求救于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當時阿拔斯王朝剛剛取代倭馬亞王朝,亟待休養生息,但對于來自東方的威脅,阿拔斯王朝的中亞總督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派出大將齊亞德·伊本·薩里(Ziyad ibn Salih)進行反擊。唐軍在裝備和戰術上占有一定優勢,但由于深入敵境,在交通、補給、環境、情報以及人數等方面處于劣勢(雙方兵力史料記載不一,但可確定阿拉伯軍在十萬以上,而唐軍zuì多不超過六萬),雙方在怛羅斯(具體位置難以確考,大體推斷在今哈薩克斯坦的塔拉茲一帶)交戰,唐軍大敗,阿拉伯軍也損失慘重。

        怛羅斯之敗,唐軍仍有恢復和反擊的能力,倒是剛剛建立、政局未穩的阿拔斯朝,能否在東方邊境經受得住唐軍的第二波攻勢,懸念頗多。但是恰在此時,安史之luànbào發,長安、洛陽紛紛陷落,唐帝國自保無暇,不但放棄了經營中亞,而且連西域也被吐蕃和回鶻占據。中亞地區拱手讓與阿拉伯帝國后,中國王朝從此再無能力染指中亞,而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則在中亞廣泛傳播,成為中亞地區的主體文化,直至今天。

        阿拔斯王朝

        阿拔斯王朝雖然在怛羅斯之戰中艱難取勝,但其內部政局并不穩定,怛羅斯之戰的功臣阿布·穆斯林和伊本·薩里先后在政治斗爭中被殺,王朝京城巴格達所在的核心區域兩河流域也存在著舊伊朗人和伊斯蘭教非什葉派的反對勢力,內部危機重重。而安史之luànbào發后,唐朝不得不徹底放棄了和阿拉伯人的競爭,從而使阿拔斯朝得以休養生息、整肅內政,特別是在鞏固了東方局勢之后,阿拔斯朝第三代哈里發馬赫迪派其子哈倫·拉希德于780年領兵出征拜占庭,雙方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激戰,拜占庭軍大敗。782年拉希德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拜占庭女皇帝伊琳娜被迫乞和納貢。

        正是由于安史之luàn,唐朝從中亞撤軍,阿拔斯朝才得以避免陷入“兩線作戰”,集中兵力進攻拜占庭。可見,安史之luàn不僅讓唐帝國陷入戰luàn,而且間接導致了阿拉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之間的戰爭。而唐帝國、阿拉伯帝國、拜占庭帝國正是當時歐亞大陸上zuì大的三個強國,三大帝國都打起來了,還不算“世界大戰”嗎?

        周邊民族勢力紛紛崛起

        安史之luàn完全打luàn了唐朝前期在亞洲大陸上建立的國際政治秩序,特別是唐朝控制或壓制下的許多民族勢力崛起,導致了國際政治秩序的一系列大洗pái。

        (一)回鶻崛起

安史之luàn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不可思議

        回鶻本為突厥鐵勒部的一支,世居天山北麓。唐朝退出中亞和西域之后,回鶻和吐蕃乘虛而入,而回鶻的崛起尤其令人矚目。其強大甚至被稱為“第一個世界帝國”,以至于讓唐朝也不得不乞求其援兵,回鶻qi bing在平定安史之luàn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并且其文明程度也進步很快。盡管作為一個帝國的回鶻國家在九世紀被黠嘎斯所滅,但回鶻文明卻持續保留了下來,其中部分回鶻人遷回河西及吐魯番盆地,成為今新疆維吾爾族的祖先。后來蒙古人統治時期,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回鶻人為其提供官吏和文字,回鶻人成為蒙古人的文化導師,在民族融合和交流中扮演著媒介的角sè。

        (二)吐蕃占據西域及河西

        安史之luàn后唐朝的戰略收縮,導致一直與唐朝爭霸的吐蕃勢力迅速膨脹。吐蕃占據了河西走廊及其以北的地區,在唐代宗永泰元年甚至一度攻克長安,迫使唐代宗出奔陜州。不過吐蕃的強大也沒撐多久,其內部也陷入了分裂和內戰。

        唐宣宗時期,沙州敦煌人張義潮起兵趕走吐蕃,以河西十一州歸附唐朝,被賜號歸義軍,張義潮亦被任命為節度使。歸義軍雖然歸附,但唐朝實際上已經無力對其進行有效統治,因而其一直保持相對獨立的狀態,節度使之位也始終由張義潮的張氏家族以及后來的曹氏家族所壟斷。唐亡之后,政權歷經更迭,統治敦煌的張氏和曹氏均在名義上表示效忠,直到北宋時期敦煌地區被西夏所占領。

        (三)沙陀內遷

安史之luàn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不可思議

        據考證,沙陀出自西突厥的烏古斯部落,其部落原本在咸海以北游牧,后遷往pú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安史之luàn后,吐蕃勢力進入西域,沙陀人被吐蕃所bī,四處遷徙,其中一支經過準噶爾盆地達到蒙古草原,內附于唐朝,被安置在云州(今河北省張家口市赤城縣)一帶,自稱“沙陀”,亦稱“處月”(即其酋長之姓“朱邪”)。蒙古草原水草豐美,沙陀部族逐漸強大。酋長朱邪赤心率領沙陀qi bing幫助唐朝平定龐勛起義有功,被賜姓名李國昌,李國昌與其子李克用后來又幫助唐朝平定黃巢起義,取得了唐朝的體制內地位,甚至逐漸干預唐朝軍政事務,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以李克用為中心的沙陀集tuán在五代時期成為中國政局的中心,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晉、后漢分別為沙陀人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所建立,石敬瑭將幽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更是讓此后數百年間的中原政權失去了長城屏障,處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脅之下,由此可知沙陀內遷對后世歷史發展的巨大影響。

        (四)南詔拒命

        南詔在唐玄宗時期依附唐朝,統一了云南六詔。其國力漸強之后,與唐朝的關系就緊張起來。在安史之luàn前,唐朝猶有足夠實力兵臨南詔以示威懾,就在安史之luànbào發的前一年即754年,劍南留后李宓仍在出兵攻打南詔。但自安史之luànbào發后,唐朝就基本沒有主動進攻南詔的實力了。但南詔的實力也有限,不能像吐蕃那樣與唐朝全面開戰,只是在唐朝和吐蕃之間時戰時和,乘機攫取zuì大利益。在唐朝晚期,吐蕃、回鶻紛紛衰落后,與南詔的戰爭漸次升級,戰爭的前線從西川擴大到安南、嶺南,成為唐朝末年zuì主要的對外戰爭。與南詔的戰爭迫使唐朝政府將北方藩鎮的兵力調往西南邊疆戍守,間接引發了桂州(今廣西桂林)龐勛起義,成為導致唐朝衰亡的一大契機。

        安史之luàn對日本的影響

        安史之luàn對日本也有一些間接的影響。當時日本極其傾慕中華文化,即使發生安史之luàn也毫不影響日本朝廷派出遣唐使和留學生的決心。但出使渤海國的使者小野田守向日本朝廷報告了安史叛軍曾侵入渤海國的事實,提醒朝廷注意安史叛軍的動向,其甚至有可能入侵新羅和日本。公元764年,執政的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呂(惠美押勝)遂決定調兵前往太宰府防備安史叛軍,并伺機進攻長期與日本敵對的新羅,但其真實目的是以此為掩蓋,在京都發動兵變,廢黜實際掌權的孝謙太上天皇及其寵信的僧人道鏡。奉命調兵的高丘比良麻呂向孝謙上皇告密,使孝謙上皇一方提前動手,奪取了玉璽和驛鈴,發出詔書宣布削奪藤原仲麻呂的官職和財產,迫使藤原仲麻呂逃往越前,在琵琶湖畔的三尾城與曾經遣唐留學的吉備真備、佐伯伊多智等將領率領的官軍交戰,藤原仲麻呂兵敗被殺。此后,支持藤原仲麻呂的淳仁天皇被迫退位,孝謙上皇再次登基,是為稱德天皇。

        藤原仲麻呂之luàn雖然并非直接由安史之luàn引發,但安史之luàn的動向成為藤原仲麻呂決意調兵采取政變行動的一條導火索,令人不得不感慨世間萬物的普遍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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